从雪域到太行——李文珊的文学生涯

作者：田耀斌

　　1959年，31岁的李文珊儒雅干练、笔力雄健，已有解放战争和祖国建设采访的丰富经验，这些令人称道的特点，都集中在一张表格上，使他走上了另一个浓墨重彩的人生。当年9月，作为《山西日报》的骨干记者，李文珊被点名到亟须人才的《西藏日报》。从此，他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雪域高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1986年，李文珊从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任上因病调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到今天，我们坐在李文珊温暖如春的居室内感受他的简静和平易时，又21年过去了。

　　人生，就是一张履历表，所不同的是，你在空白处留下的是什么。

　　(一)

　　1947年4月28日，融融春夜传来阵阵枪炮声。一群解放军战士和群众组成的破袭队，正在随着挺进大别山的二野大部队展开豫北战役。这队军民的任务，就是破袭平汉铁路经过的汤阴县北关桥。敌人的机枪响起来，军民们根本不管它，继续忙碌、有序地扒铁轨、抬枕木、挖路基，敌人的迫击炮弹在空气中呼啸时，军民们马上卧倒，直到爆炸了，他们又接着干。

　　血气方刚的李文珊，既是简要报纸《参战快报》的记者，又是破袭战斗的一员。在这篇新闻特写的结尾，他写道：“这种场面真叫敌人哭笑不得，他们的枪炮声一直在响，我们的铁锤也始终不停，经过一夜的搏斗，我们的锤声战胜了敌人的枪炮声。”

　　经过三个多月短暂的战火淬炼，李文珊回到武安县政府教育科。他将感人的战斗故事进行加工，完成了战地报告文学《彩号的友人》，发表在解放区刊物《太行文艺》上，这是后来的研究者们公认的李文珊处女作。

　　1949年4月，驻涉县西戌镇的《新华日报》通过冀南六地委，点名把文笔明快、风格清新的李文珊从百里外的武安县调来。从此，在林木繁茂的山沟沟里，他也呼吸着这里清新的文化空气。在武安、涉县一带的太行山林中，驻扎着新华社、人民日报社、晋冀鲁豫文联、太行文联；文化名人赵树理、陈荒煤、赵子岳，新闻人安岗、李庄等人也都在这里活动。这样的氛围，无疑给年轻的李文珊以强烈的熏陶，他的写作和人生进入了一个簇新的、更加有生气的天地。

　　(二)

　　1951年春节，喧闹的年味儿衬托着《山西日报》记者李文珊仅八平方米铁顶棚小屋的寂静。李文珊回味着两年来下乡采访中生动的情景，铁帽秀才、二愣子、小疯僧、老陈……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在脑海里翻腾，文珊按捺不住激情，拿起笔来。三天后，当小说《前梁庄》拿到报社文艺部时，主任既吃惊又高兴：“文珊不简单啊，三天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发表之后，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赖若愚欣慰地说：“我们的报纸也有小说连载了。”

　　李文珊自幼读过私塾，有古典文化的底子，少年就读解放区办的武安师范学校，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熏染，加上在沈阳当学徒、在前线当战士、在武安当教员、在山西当一线的记者，使他积淀起厚实的生活，驾驭语言更得心应手。此时的他，已深受赵树理《三里湾》《小二黑结婚》等作品的影响，在这篇描写山西农村斗争情景的小说《前梁庄》中，从质朴的风格、生动的笔调、浓郁的地方语言特色来看，李文珊的创作已带有显著的“山药蛋”色彩。

　　《山西日报》刊发《前梁庄》时，李文珊正在晋东南采访，读到了自己的作品，由衷欣慰。此时，赵树理也在这一带下乡体验生活。赵树理打扮得像村里的大叔，随和可亲，因曾在武安山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对李文珊自然多一分亲近，而知道李文珊就是《前梁庄》的作者，不免又多了几分惺惺相惜。晚上，赵树理约李文珊打百分儿，二人打对家。输了的赵树理却呵呵呵笑着说：“文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

　　这当然是双关语，不仅指打牌小技，而且指文学才具。是年，赵树理45岁，风格已熟，文名卓著；李文珊23岁，初展锋芒，跃跃欲试。

　　山西做记者十年，李文珊做得勤奋、扎实、深入。他的笔墨里总流布着泥土的质感和苞谷的芳香。1953年春，他和同事在平顺县川底村采访两个月，写出三万字的长篇通讯——《郭玉恩农业社如何实行包工包产制》，开了省报连载长篇通讯的先河；1954年冬，他的《一个农业社实行定额管理的经验》通讯，入选了毛泽东主席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娘子关前采访，他根据山西平定和河北井陉交界农村解放前后的对比，写出一组通讯，其中《娘子关上话友谊》还入选了中学课本。

　　在山西，李文珊与赵树理相识，与《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交厚，可谓深得山药蛋派创作风格的神理，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各种体裁的新闻，都是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意尽而已，从不炫耀子曰诗云的高深，也不卖弄哲学理论的玄妙，还是始终追求着活脱脱、脆生生的行文风格，朴实、鲜活、生动、明快，只要认得字，就能看得懂，处处飘溢着煮山药蛋、炒山药蛋的香味。这些作品像山药蛋一样来自于山西的土地，充饥扛饿，可菜可粮，营养身体，易于生长。

　　(三)

　　李文珊是带着一腔的热情和神圣向往奔赴万里迢迢的西藏的。

　　雪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神奇、壮美，无疑给李文珊带来了深深的触动。他以一颗而立之年的心灵，感受着西藏圣境的神秘。从此，在广袤的羌塘草原，在喜马拉雅山北沿的莽莽林海，在雄奇瑰美的阿里高原，在神山冈仁波齐峰脚下，在东部清洌的三江之畔，处处都留下了李文珊采访的身影。

　　李文珊保持着自己的文字风格，也饱吸着藏语中的精华；但他的胸中，却培育着一个更清澈的境界，眼底雪白的莽原，奔驰的野马，口中那醉人的青稞酒、香洌的酥油茶，心中善良的牧民、翻身的奴隶，都感染着他。从此，李文珊胸中像换了一副笔墨，以一个记者的身份体察、描写着西藏和平解放之后不同阶段的人民生活。

　　李文珊采访时，配备一支手枪、一个公务员和两个翻译，这样让他在刚刚和平解放的西藏更加安全，更能和普通的藏民交流和接触。有时天晚了，还赶不到牧民的定居点，他们就在野地露宿，睡觉时没有拴马的地方，就把马拴在自己的腿上。呼出来的热气，先凝成水滴，然后结成冰花，有时一觉醒来，头发与被头成了冻在一起的冰疙瘩。

　　乃东县的结巴乡和隆子县的列麦乡是李文珊的生活基地，他到了这里，往往一住就是二三十天；最长是在横断山脉的昌都地区待了八个多月。在数十万字的通讯报道和纪实散文作品中，共向人们展示了六十多个各种各样的人物。这些获得新生的普通农奴，有后来成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仁增旺杰，成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次仁拉姆，有从牧奴到人大代表的阿布，有觉醒了的女奴央吉，每一个人的生动事迹都印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发生的深刻变化，每一个纪实作品中的人物，甚至比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更加活灵活现，富有感染力和冲击力。

　　此时，李文珊的代表性纪实作品有《三等世家之子》《海螺》《被鞭子赶出国境的人》《有福气的女英雄》《由奴隶到区长》《才多二次进古城》《仁增旺杰》《血海怒》《百万农奴的榜样》等，小说有反映藏族说唱文化形式“折嘎”的中篇小说《第八级人》、描写各种信仰在同一时空对话的《船客》、重述西藏文化活化石口头文学《萨格尔》的《四郎翁堆和他的“影子”》等等。后来，这些作品在李文珊回到河北之后收入了他的专集《西天佛地》，此书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宏大的西藏生活画廊，满足了内地读者和国外读者对西藏强烈的求知欲，几经出版，几度售空。读者被书中作品的语言魅力所倾倒，为藏族神秘文化而迷醉，为藏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而感动；李文珊笔下六十多个新闻人物和作品角色，都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即使时过境迁、白云苍狗，到了网络经济发达、天路已修到西藏拉萨的今日，依然能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四)

　　1987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六，在北京休假一个月的李文珊接到通知，让他到石家庄报到，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时任省委秘书长的吕传赞去石家庄火车站接站。吕传赞等人在春寒料峭里等火车到了，软卧席的人都走光了，还是没见李文珊的踪影。原来，新来的省委副书记只身一人来石，而且买的是一张普通硬座票，二十七年回到故乡的他，要听一听久违的乡音，要了解一下群众的生活，要近距离看一看车窗外的平原风光。五十八岁的李文珊，就是以这样的姿态来领导开展河北的文化艺术工作的。

　　李文珊多年与文字打交道，作品迭出的同时，领导岗位也越来越重要，来冀之前，他已从《西藏日报》编辑部副主任一步步做到了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高位。在河北文艺界，李文珊平易近人、广结善缘是人所共知的，无论职位高低，只要诚心为人民做事，以诚实态度创作和工作，都会成为他的座上宾。许许多多的文学新人、文艺老兵有新作出版，只要请到李文珊头上，无论是他做省委副书记还是做省政协主席时，都是有求必应，通读作品，亲自写序。李文珊对文学家们说，咱们的文学创作有四个不能丢：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不能丢；内容重于形式的原则不能丢；现实主义的传统不能丢；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的典型论不能丢。这四个不能丢说得铿锵有力，深得河北文学工作者的钦佩和赞赏。

　　李文珊一生热爱文艺、文化工作，盛年又领导这一工作，可以说，他深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规律，并不断将文化规律运用到他的领导工作中，内行指挥内行，取得了许多成绩。

　　1987年，李文珊领衔举办的中国吴桥杂技节取得成功，这是河北文化史上的第一个重大国际文化交流项目。1989年的动乱风波之后，面临着不利的国际形势，第二届杂技节还要不要办摆在了主办方面前，李文珊审时度势，力排众议——不管是不是有外国人参加，我们都要办，而且还要办得隆重成功，果然，这一届国外来宾数量和举办规模还是超过了第一届。2007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中国吴桥杂技节开幕式向住在北京协和医院的顾问李文珊发出了邀请，他毅然拖着病躯坐火车回石参加。

　　李文珊在盐山县调研时发现这里的徐福研究基础很厚，后来领导组织专家进行了多次研究和开掘，稳定了以前徐福出海东瀛始发地在哪里的争议，组织专家从学术的角度，雄辩地证明河北盐山为徐福出海处，并成立中国徐福文化研究会。1999年6月5日，应日本各地徐福会的邀请，李文珊率团访问日本，归国后写了纪实文章《追踪徐福》，对日本的徐福文化、中国的徐福研究和因徐福文化带来的中日传统友谊、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做了详尽的描述。

　　李文珊说，抓文化工作就要抓拳头，以点带面，处处开花。事实上，李文珊在内心，已将文化的管理实践和自己的创作实践融会贯通，他喜欢引用恩格斯说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美丽的花朵是思维着的精神。李文珊在用这种活泼的状态生活着，顽强而勤奋，快乐而自然。文艺评论家冯健男教授说他的文是“生活的足印和花朵”，全国政协委员、作曲家傅庚辰说他的人“厚道、刻苦，深得马克思主义文化规律的三昧”，无疑，这是对李文珊最中肯的评价。

来源：中国作家网